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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媒體評價中國篇一
第一屆國際科技媒體博覽會上,中國代表團受到廣泛關注。很多代表在不同場合說,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中國科技成就斐然,中國科技傳播成績可圈可點。綜合來看,與會外國媒體人員對中國科技以及科技傳播的看法集中在三個方面。
其一,中國依靠科技推動經濟發展。會議代表認為,過去30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科技的支撐。中國對科技的重視在經濟發展領域取得了很大回報,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是中國發展的重要一步。
其二,中國的科技傳播措施令人贊賞。中國2002年推出《科普法》,2006年發布《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2006年11月,中國又制訂了《大眾傳媒科技傳播能力建設工程實施方案》。這一方案的目標是加大各類媒體科技傳播力度,打造科技傳播媒體品牌,發揮互聯網等的科技傳播功能。與會的科技傳播工作者們對中國的這些政策措施表示贊賞。
其三,中醫是世界科技的一個寶庫。很多與會代表與中國代表團代表交流時,多次提到中醫。他們一方面關注中醫的重要性和科學性,認為中醫是世界醫學和世界文化的一個寶庫,另一方面他們也對中國國內目前關于中醫廢存的爭論感到不解。有的代表說,既然中國政府和科技界的主流以及公眾支持中醫的理論和實踐,為什么個別非專業人士通過網絡手段就能引發如此大的爭論?這種個別人以極小成本造成大影響的做法,是網絡時代的科技傳播新特點,非常值得研究。
印度人看中國
外國人眼中的中國
海外人眼中的中國
外國媒體評價中國篇二
全球《福布斯》雜志最新全球500強排名里,中國石化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和中國移動通信公司(香港)被列入,分列第50位、76位和332位。
-美國《財富》雜志2001年7月10日根據各公司去年的銷售額公布了全球500家大公司排行榜,其中12家中國公司榜上有名。今年,中國石油公司和中國移動公司成為加入500強的新軍,使上榜的中國公司達到12家。
-根據《商業周刊》紐約出版的權威雜志公布的全球前100名最佳科技公司排行榜,中國大陸有兩家公司上榜。在排名榜上,大陸最大電腦商聯想名列第八;在香港掛牌交易的中國電信排名第21。
-2001年第三期美國《家電》雜志排出了全球前十位家電制造企業,海爾集團作為中國唯一的家電企業入選第九位。
-在《商業周刊》本周公布的全球新興市場200強中,按市值排名,中國有10家公司上榜,其中中國移動以901億美元市值居榜首,市值比第二位的臺積電大三倍。其他榜上有名的中國企業包括中國聯通、中國石油、中海油、中信太平洋、聯想控股、中國石化、中國華潤、上海實業和中國光大。
-美國《財富》雜志評選了“全球十大熱門科技股”,聯想集團是唯一入選的香港科技股。
-文/陳嵐蘭
公司世界并非完美,與中世紀或是貴族時代一樣,它有著自己難以克服的弊病,將人簡化成經濟人是其最大的弊病。但是,公司世界的確比單純依靠宗教或者行政命令的世界具有更多的自由,也能創造出更多的機會,也可能帶來更長久的平和,這一點正如亞當·斯密在200年前寫到的,商人之間不喜歡斗爭,而傾向于協商。
像20世紀初的普通公眾一樣,伯特蘭·羅素對于巨型的公司與它的掌管者懷有一種憎惡與迷戀交雜的情感。對于創造了標準石油帝國的洛克菲勒,他評價道:“在現代世界的創造者中,有兩位最為杰出的人,洛克菲勒與俾斯麥。他倆一個在經濟學上,一個在政治學上駁斥了自由主義的夢想。”在1901年,j·p·摩根與安德魯·卡內基共同組建世界第一個超過10億美元的公司時,依舊對商人保持著傳統性厭惡的勛爵引用了當時一本叫《生活》的雜志的問答集中的一條——“誰創造了世界?”答案是:“上帝于公元前4004年創造了世界,但j·h·希爾、j·p·摩根與j·d·洛克菲勒改造了世界。”
歷史最終證明20世紀初發生在美國的反托拉斯浪潮是“公司世界”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是公司逐漸形成,由邊緣走向中心的過程。商業史學家將中世紀的修道院、手工業行會“基爾德”、自治的市鎮視作公司的祖先,它們為社區與社會間提供連接。
約瑟夫·熊彼特說,證券交易所是圣盤的蹩腳的替代品。中間階層推翻貴族階層的近代革命過程,也正是商業世界取代宗教世界的大膽冒險。在19世紀法國經濟學家j·b·薩伊眼中,那些剛剛從手工業主發展成企業家的人,他們的冒險與貪婪是社會的新推動力,他們借以依靠的組織不是貴族階層,而是企業。他們的前身正是令莎士比亞鄙夷的“威尼斯商人”,聰明的莎士比亞不會考慮,正是貪婪的威尼斯商人與附庸風雅的美第奇家族一起創造了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商人們所倡導的自由貿易使得威尼斯幾乎享受了兩個世紀的繁榮。
19世紀是威尼斯的商業精神復蘇并蔓延到整個歐洲與美國的時刻。在美國建國后的相當時間里,公司標志著獲得了某種許可的特權。1837年的大法官羅杰·塔尼甚至說:“當私人財產受到神圣的保護時,我們不要忘記社區也有同樣的權力。”因為當時的商人喜歡這樣說:“尊敬的先生,不是我想這樣做,而是我的公司需要這樣做。”
新澤西州的州長里昂·阿貝特是公司發展史中一位激進的變革者,他在該州廢除了特許證的規定,新條令規定只要交納一定費用,便可以獲得開辦公司的權限。到1900年,美國95%的公司是在新澤西州注冊的。這項變革在促進了商業發展的同時,也將公司所推崇的商業原則引入了政府——政府為自己提供的服務而收取對應的費用。
政府與公司間的另一個親密關系發生在興建全國鐵路網的案例中,聯邦政府幾乎毫無怨言地為鐵路公司提供土地、免費的調查,甚至派遣軍隊協助,在鐵路公司對santa clara地區的斗爭中,最高法院站在了公司這一邊。
但是,當時間到了20世紀初時,公司在公眾眼中變成了擴張起來毫無節制的龐然大物,由于缺乏透明性,這種龐大變成了神秘與恐懼。對于公司可能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公的擔憂在林肯時期即已出現,林肯擔憂:“一個腐敗的年代即將到來……財富將被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共和國將被摧毀。”
在洛克菲勒令人生畏的標準石油公司最終被分拆后,公眾的情緒開始冷靜下來。當亨利·盧斯最終在1930年出版他的《財富》雜志時,年輕的出版商認定大公司的領導人已經是社會的核心,盡管他們依舊不被信任。而1944年,當彼得·德魯克進入通用汽車公司,這位未來的管理大師相信,大公司將成為未來社會的最主要組成部分。
上世紀50年代,公司組織終于在美國社會贏得了備受尊敬的地位。當阿爾弗雷德·斯隆先生對于艾森豪威爾說“只要對美國有利的,就是對通用汽車有利的;只要對通用汽車有利的,就是對美國有利的”時候,沒有人懷疑公司已經獲得了如同政府、大學、軍隊、教會同樣的尊貴聲譽,甚至可能更高。更重要的是,其他一切機構都正在學習公司式的管理方式,他們正在變得公司化。
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令人瞠目的全球化運動,將美國式的公司原則推廣至全世界。在這場由資本、技術、管理推動的浪潮中,公司的地理界限變得模糊了,它逐漸發展成四海一家式的機構。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原則與公司國際化步驟相得益彰。樂觀的全球化支持者相信,公司影響巨大。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杰弗里·加登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首席執行官的理念》中甚至認為,首席執行官正在成為世界新的領導者,就如貴族階級、政府官員曾經的領導地位一樣。
而與此同時,公司化也成為其他機構不可逆轉的潮流,因為公司治理意味著提高效率、減少浪費。政治觀察家說布什時代的白宮是公司化最為明顯的美國政府,而布什本人正是1978屆的哈佛mba。
外國媒體評價中國篇三
上海的學子們又斬獲了第一,在最近公布的有全球65個國家和地區參與的國際性標準考試——“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對,是“又”,因為2009年的冠軍也屬于中國上海,于是各國教育界都表示不淡定了,全球各大媒體也議論紛紛。
美媒:憂心忡忡,不忘批評
“勤奮的亞洲學生稱霸全球性考試”,《華盛頓郵報》12月5日以此為題總結經合組織“國際學生評估項目”的測試結果。此次pisa測試共有65個國家及地區的大約51萬名15歲學生參加,評估內容分為數學、科學和閱讀三項。結果中國上海學生在三項測試中均排名首位。另外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日本、韓國等地的學生也都名列前茅。
但是,讓世界媒體廣泛熱議的并不是上海的這次“第一”,而是這已經是中國上海第二次在這項國際性標準考試中排名第一了,把曾經獨占鰲頭的芬蘭遠遠甩開,而美國學生甚至在各科考試中都未進入20強,的確是讓那些自詡“教育十分先進”的歐美國家大為難堪。
在剛剛公布的2012年pisa報告中,第二次參加測評的上海學生獲得數學、科學、閱讀素養三個單項的第一和總分第一。在數學方面,上海學生的平均成績為613分,全球平均分為494,超過了經合組織平均成績119分,可以說上海中學生的數學成績高出了經合組織平均標準3個年級。
當2010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公布2009年度pisa測試結果之后,美國《紐約時報》在教育版頭條發表了題為《上海的高分震驚教育者》的文章,對于中國上海這匹黑馬表示了高度的重視,認為這不僅是一項學術成就,也體現了中國的飛速發展,但也委婉地表示中國學生在課業上花的時間更多而不重視體育鍛煉等方面。
而這次的結果公布后,顯然,美國人民又失望了,因為上海領先了美國各個州20多名不止,讓美國教育界傷透了心。美國教育部長鄧肯表示,這種結果描繪出美國“教育停滯的畫面”,“這不符合我們希望擁有世界上受教育最好、競爭力最強的勞動者的期望”。美國教育和經濟中心主席馬克·圖克說:“現行的教育改革破產了。”美國教師聯合會主席蘭迪·溫加滕說:“悲哀的是,我們的國家忽視了高分國家的經驗,這些國家極為尊重公共教育……”
當然,失望之余美國媒體也將矛頭指向了上海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認為將上海作為樣本根本不能反映中國的整體水平。“中國在世界學生評測體系中作弊”,美國《時代》周刊網站12月4日以此為題稱,中國學生成績突出,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排行榜中中國的情況非常獨特,中國在榜上跟美國、俄羅斯、德國、澳大利亞等國不一樣,并不是作為一個國家出現的。其他國家的評測針對的都是全國學生的表現,但中國內地的評估只涵蓋上海市。而上海的教育狀況大大優于中國其他地區,此外富裕的上海家長會為學生課外補課花費大量金錢,補課費甚至超出其他地方一名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
英媒:尷尬之余,“替中國反思”
不得不承認,相比西方國家而言,中國學生過得非常辛苦,除日常課程之外,通常還有課外補習和興趣班,這還是小學生、初中生的配置,到了高中尤其是高三,那就只有睡覺、吃飯和補習這三件事了。中國式的“高壓”教育我們自己知道,外媒也是以此大做文章。
英國《泰晤士報》網站12月3日稱,日前公布的pisa考試結果顯示,中國可能拿出讓英國教育官員尷尬的讀寫成績和數學分數。但是,中國的孩子和家長知道,這一切都付出了可怕的代價。全國各地的家長都說,孩子受到的壓力已經達到超強限度,瀕臨“病態”。
英國報道稱,青少年自殺越來越成為中國“恐怖”教育體制和家長雄心抱負的代價。一個深秋的晚上,“小粽子”從學校回到家。他沒有像往常一樣寫作業,而是坐電梯來到17樓,爬到房頂,跳了下去。
英國報道指出,中國經濟在發展,但還沒發展到創造出足夠多的能讓雄心勃勃的家長們為子女設想的滿意工作。他們唯一合理的反應就是給孩子更大壓力。另外還存在一種擔心:中國可能幾十年都無法建立可靠的社會保障機制。因此,家長都把孩子受到良好教育視為醫療、養老和舒適生活的長遠保障。
該報道還引用一位家長所說:“如果我的孩子每天晚上比鄰居家的孩子少做20分鐘作業,那么夢想就會離我們遠那么一點兒。”把這種恐懼植入中國無數家庭的腦海,一場教育的“軍備競賽”由此產生,而中學生就是其中的“步兵”。
報道指出,中國中小學體系的現實常常被國際比較中的數字扭曲。中國學生在計算和讀寫方面顯得出類拔萃。這種死記硬背式學習的更好版本(在日本、新加坡和韓國)得到西方政客的公開吹捧。然而,其他一些數字卻講述了不那么快樂的故事。英國學者最近開展的一項研究顯示,所謂“三分之一的中國兒童因為在學校和家庭的雙重壓力患有心理問題。他們常常得到家人的溺愛,卻背負著前所未有的期望的重壓。”
報道稱,北京教育部門“有人”承認,中國已經到達這樣的程度,老師的一句責備就足以讓像“小粽子”這樣的12歲少年陷入“最黑暗的絕望”。
英國《金融時報》則報道稱,上海學生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公布的評估結果中名列第一,這讓其他國家決心汲取其成功經驗。但是,中國的教育體制因為過于注重機械學習而在國內受到家長、學生和政府官員的批評。還舉例說明:“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選擇出國留學——而且出國年齡有低幼化趨勢,以避開他們或家長認為的國內的二流教育。”
不過指責歸指責,英國方面還是在第一時間對本國的教育進行反思,畢竟這次公布的測試結果實在不能體現英國的貴族風范:英國沒有任何科目進入前20名,數學排名26,閱讀排名23,位居中等。
天空電視臺援引英國教育大臣戈夫的話說,這項測試結果顯示,英國迫切需要進行教學改革。英國廣播公司稱,測試結果說明,考慮到經濟繁榮和教育發展的正比關系,在所有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西方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財富差距今后將繼續減小。英國學生與上海學生數學能力的差距達到驚人的24%,這種差距就好比英國afc溫布爾登足球隊與西班牙巴塞羅那足球隊之間的差距,幾乎是無法彌補的。“傳統教育大國”這回是真的著急了,怪不得連英國議會都特別召開議會討論對策。
歐媒:一邊反思,一邊指責
“歐洲應該反思”,德國歐洲通訊社5日以此為題說,歐洲學生成績在下降,甚至北歐國家也大不如前。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與對教育的重視不無關系,歐洲到了醒悟的時候了。不過路透社稱,歐洲有些國家表現良好,瑞士和荷蘭進入前10名,德國和波蘭進步明顯。
同屬歐洲,德國能旁觀評論,瑞士和荷蘭能小小慶賀一下,但芬蘭當真是欲哭無淚了,因為2009年之前一直蟬聯冠軍的芬蘭又沒能奪回屬于自己的“皇冠”,讓芬蘭媒體感嘆自己不再是“教育仙境”。為此,芬蘭教育部不得不在成績公布的當天即召開新聞發布會并表示,“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發展芬蘭教育”。
西班牙《國家報》走的也是“責難路線”,其報道稱:中國人的普遍看法是,他們的教育體制培養出的都是“機器人”,而不是有思想的頭腦。上海虹口區的一名中學教師王力(音)說:“教師擁有絕對權威,雖然很多事情都在變,但教育仍然是單向的,那就是我來說,你重復。不允許學生有討論,這樣的方式根本無法激發想象力。或許正因為如此,在中國自然科學學科超過了人文學科占據了中國教育的主導地位。所以我們才有那么多擁有豐富理論知識的學生,他們都具備很高的數學能力,但卻缺乏創新能力。”
法國人也毫不留情地指責了中國乃至整個亞洲教育體系的缺陷,據法國《費加羅報》報道,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社會學家讓-弗朗索瓦·薩布雷表示學生們普遍壓力過大,因為成績不理想而自殺的案例有許多。
如果總結一下諸多西方媒體對于此次上海學子pisa考試拿第一事件的關鍵詞,應該就是“震驚”、“失望”和“教育體制有問題”這三點,而國內媒體也無外乎這幾個詞,因為就事實上來說,人們沒有一味興奮,而反思無論中國學生的成績有多好,他們終究是不是快樂的?
美國教育歷史學者diane ravitch的話倒是很值得中西雙方思考:“我們過去總是像考慮運動隊那樣來考慮學生、老師和學校,我們認為總是有成功者和失敗者,因而放任他們的發展。但我們如果換一種方式來思考,把學校認為是家庭那樣的單位,每個人都必須得到滿足,那么我們就不會考慮什么成功者和失敗者,而是會考慮滿足每一個學生的需求,使每一個學生的潛能都能夠得到發展,使教育更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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